李帅（阿富汗籍） 这位来自阿富汗巴米扬地区的朋友中文名叫李帅。

专家预测，如果按照市场价或者市场房租价格来测算住房对GDP的贡献，则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例有望大增。另一种是，作为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创造的价值，被记入GDP。

这里所说的自有住房，是指居民购买的拥有完整产权的商品房，而不是农村居民自建的房屋。用2018年数据估算一下，新建住房销售额15亿，当年GDP是90亿，恰好是1/6，假定土地出让金占新房销售额的20%，那么应该剔除的部分占GDP的1/30,即3.3%。对企业而言，土地出让金是成本，它又对应于政府这个主体的收入，被算作GDP的一部分。这些统计上的问题值得重视。一种是，土地出让金被作为要素成本扣除，与各类建设和销售成本并列。

但是，土地租金并不是新创造出来的价值，GDP是指新生产出来的价值，土地出让不应该包括其中，把它记入GDP，会导致GDP虚增。如果假定土地出让金占新房销售额的30%，那么应该剔除的部分为5%，这还不算二手房交易中政府的税收，这部分其实也是房价上涨导致的GDP虚增。在他看来，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譬如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过程，既可以产生三个产业之间生产率趋同的效应，也同时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水平(西蒙·库兹涅茨,1985)。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目前处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多数经济指标也与这一组的平均水平高度吻合〕例如，在人均GDP水平、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中国都具有该组别的典型特征。这就是说，即便考虑到中国的制造业比重过高，需要做出一定程度调整的情况，目前达到的这个制造业比重仍然应该作为一个警戒线，需要遏制其继续下降的趋势。然而，在现实中，出现的两种情形使得整体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不仅难以提高，甚至还有下降的危险。由于服务业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到51.3%，劳动生产率与工业的差距反而拉大，仅为后者的70.8%。

第三部分把这个生产率提高的路径概括为熊彼特过程和库兹涅茨过程，并揭示在中国经济传统比较优势消失后这两个过程显现的逆转及其产生原因。在相同力量的推动下，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因素，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式微，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相对下降。

另一位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这样，原本应该退出市场经营的企业仍在苟延残喘。一方面，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相对漫长;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通常导致资本回报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因此，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这个库兹涅茨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为了回应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下面主要强调两点结论。

备注：①论证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且同时表现出分析上的合理性和偏执性的一项研究，可参见瓦利一拉夫·斯米尔(2014) (1)制造业同时是创新诱导型产业和诱导创新型产业。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再能够实质性地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起不到显著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效果。这包括: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弱化，及其导致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低效企业不甘心退出经营而寻求政策保护，导致资源配置的僵化;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向低生产率部门(低端服务业)逆向转移，造成资源配置的退化。从正在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人类面临的现实挑战看，无论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的能源革命还是碳捕获技术要求，也都必然建立在高水平的制造业基础之上。

这时，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接近，皆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拉开了距离。201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持续减少，标志着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赖以支撑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并由此导致GDP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趋于持续下行。

同样，库兹涅茨对历史数据进行考察后发现，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着生产率由低到高的方向，通过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转移实现的。这可以算是克鲁格曼一扬诅咒的一个新版本。

首先，在二元经济发展特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被推迟，因此，直到经济中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资本形成始终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的贡献。并且，由于这些国家制造业比重如此悬殊，难以纳人规律性变化的分析范围。制造业比重同时于1974年开始下降的阿根廷和巴西即为这方面的典型，同时也被普遍认为是陷人中等收人陷阱国家的代表。也就是说，生产率仍然较低的农业并不一定是劳动者报酬低的产业，完全可能因价格支持和补贴政策得到保护，或者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及比重下降，以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及比重提高，是改革开放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发生得太快了，在尚未来得及探索新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制造业比重就提前下降了。

由于农业中堆积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仅相当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3.4%。然而，资本深化不能代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此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难以持续。

结合国际经验教训和中国面临的挑战，通过以下分析和综合，可以提出为什么中国需要稳定制造业比重的若干理由。把一个国家制造业出口份额与世界贸易同一份额之间的比率作为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帮助我们从国际比较和时间演变两个视角来观察比较优势变化。

因此，决策的方向应该着眼于打破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可能三角理念，着力形成三足鼎立的政策布局。这时，非农产业各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无论遵循何种方向都是合理的，不会大幅度损失整体劳动生产率。

一般来说.在这个不发达的状况下服务业多为日常生活服务行业‘本质上属于传统经济部门.也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由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生产率提高的方式不尽相同，而经济发展阶段又与人口转变阶段密切相关，因此，还可以结合两种阶段性特点来观察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和趋同过程，这样可以同时发展和丰富库兹涅茨和熊彼特的分析。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脱实向虚，并具体表现为制造业比重过快和过度下降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造成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收人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萎缩等经济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以致诱导出国内的民粹主义政策倾向，进而演变为国际关系中的反全球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倾向，推动了全球化逆流。二、生产率差异、趋同及阶段特征 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都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

最后，制造业比重的下降，绝不意味着该产业的重要性从此降低，相反，新的工业化阶段对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阶梯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正如我们把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称为库兹涅茨过程的相同逻辑，由于高生产率部门萎缩而导致的劳动力等资源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以致造成整体生产率降低的现象，便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退化或逆库兹涅茨化。

在收人提高的基础上，居民消费的不断升级和深化必然对制造业的产品创新，从而技术创新和设计理念更新提出新的要求，在加大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激励力度的同时，也为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创造了新的空间。这都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过快下降，成为另一个造成生产率降低的因素。

制造业增长减速和份额下降，无论是造成劳动力流出的增加，还是导致新成长劳动力进人的减少，都意味着劳动力向非制造业部门的重新配置。于是，得到一条倒U形曲线。

一方面，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十分显著;另一方面，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广大的国际市场份额。这样，可以归纳几条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这个逻辑无疑是正确的。可见，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和具有渗透性的资源重新配置符合库兹涅茨过程的产业演进路径。

其次，劳动力大规模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人口机会窗口期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特征性现象(蔡昉,2017)。更有甚者，由于退出机制不健全，甚至企业自身和地方政府还心存侥幸，致使许多僵尸企业也长期留在市场上，占用着宝贵的资源和要素，妨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囿于数据可得性，分别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数据代替。那些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早熟性质的国家，在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时点上，以人均GDP衡量仍然处于中等偏上收人阶段，农业比重依然偏高;并且在制造业比重下降之后，产业升级换代并不成功，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位是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首先，人均GDP作为一个标志性指标，揭示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传统比较优势迅速弱化，高速工业化的源泉逐渐式微，在转向以创新和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阶段的同时，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具有必然性。